回顾粮食统购统销的岁月
发表时间:2019-07-08 16:32   来源: 三都文化   作者:李明琦  点击:

对粮食工作实行统购统销政策,是新中国建立之初,学习苏联经验推行计划经济的一部分。我当时虽然年龄尚小不谙世事,但后来我参加了粮食工作直至退休,也算是一位粮食统购统销的亲历者之一。因为这项政策对每位亲历者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,所以我接受一位师长的建议,决定把我的一些回忆记录下来。

 

强制推行全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

 

我们这一辈人是高唱着《东方红》和《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》等歌曲迎来1948年禹县的彻底解放的。

接着是土地改革、反匪反霸、镇压反革命、三反五反、互助合作,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,使当时的人们既高兴又提心吊胆:高兴的是解放后耕者有其田,社会安定,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增加生产迅速恢复了经济,提心吊胆的是运动这么多,不知道哪个运动会把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。

那时的干部们“左”得出奇,搞运动积极狂热,个个像好斗的公鸡一样,日子一好就不停地瞎折腾,还不让人说话,使人心里产生一种难以言状的压抑甚至是恐惧的心情。

 

1953年11月的一天,我放学回到家里,见一位在我家附近村庄当村党支部书记的亲戚正和我父亲说话。他说,你不知道吧,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道命令,要把农民生产的粮食除了口粮、种子、饲料外全部卖给国家。你可注意,谁敢反对可能会捆人哩!

我那时常嫌父母落后,不过那话是我很敬重的亲戚讲的,我也没有说啥。后来才知道那位亲戚是到区上参加落实统购统销会议抽空到我家的,因我家就在区公所所在地的镇子上。

禹县县委、县政府是当年9月13日召开的落实统购统销政策会议,提出要贯彻“全党抓粮食”的工作方针。当年11月召开的中共禹县第四次党代会,决定把统购统销作为全县的中心工作。

具体安排是

1派出大批干部到全县区、乡、村、组和厂矿企业、学校等宣传统购统销政策;

2把粮、棉、油的经营权收归国有,不允许私人经营;

3加强领导,完善粮油行政管理和经营班子,县里成立粮食局,区建粮管所。县局由张廷祥(后来任副县长)任局长,区粮管所所长须是区委委员;

41952年根据粮食种植面积评产的基础上,对全县13万农户家家协商,户户算账,摸清农户的余粮底子;

5干部层层包村包户,千方百计动员群众把余粮卖给国家。

说是动员,其实大部分采取了强迫命令,让你按摸底算账该交多少交多少的办法。而千百年来认为“农民交了粮(赋税)就是自在王”的农户再让卖余粮很困难。一个强买,一个不卖。强势者不惜动用刑罚手段,捆人现象时有发生。

不过,大部分性格平和的干部,还是采取了死磨硬缠的办法劝你卖余粮,你不卖,我不撤。其中禹县第七区(郭连)有位干部叫王国玺,动员群众卖余粮不慌不忙,不骂人,不大腔,反正你不卖我不下岗,白天说不住晚上说,一直说得你答应几日几时卖多少,你卖了粮他走人,农户们称他为“老钝锯”,这外号一直伴了他一生。

 

所以,过后老百姓说,提起统购统销,有的人隔年害怕,有的人就怕动员。当年连农业税征实,我县完成粮食征购1978.5万公斤。

计划销售方面,对城镇非农业人口销售刚开始并不很严格,基本可以满足需要。而农村统销方面,当年由于禹境发生了小麦霜冻灾害,上面从全国其他地方调来大批粮食以供应不足。结果冻后的小麦反而又生双穗,没有销毁的小麦并没有减产,但总的来说,农村统销粮食并不少,达到1024万公斤,比非农业供应量1304万公斤仅少280万公斤。

 

统购统销政策不断完善

 

我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之后,不断进行着充实、完善工作。1955年国务院又颁布了《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》,对农户实行“定产、定购、定销”的“三定”政策,即根据农户经营的土地定产量,根据粮食产量留足口粮、种子、饲料后定购量,对缺粮的农户核定销售量。在正常情况下,三年内余粮户增产不增购,同时鼓励缺粮户努力生产,争取粮食自给有余。

国务院于同年8月25日还发布了《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》,要求执行“做什么工种,吃什么定量,一人只能吃一份口粮”,改变了过去“一人一份”、一个人可能在家庭和单位供应两份粮油的办法。

禹县当时落实这两项政策时,对农户除执行“三定”政策外,对缺粮农户还按核定缺粮数逐月供应,防止“寅吃卯粮”而再缺粮。对市镇供应,经过培训人员、核定人口、认定归户计算等步骤,到1956年元月才正式执行居民“按人定量、归户计算、凭证供应”,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厂矿等按搭伙人数,凭证定量供应。

关于口粮标准,统购统销之初,一般按一人一天0.5公斤粮食计算,即所谓“够不够,(一年)三百六(市斤)”。当初似乎没有多少争议,农户虽然知道一人一天一斤粮食不够吃,但那时农民没有什么副食品搭配,只好弄些瓜菜将就着过。而城镇居民因按单位一人一份供应,有的人可能一人吃两份口粮,也能过得去。

 

后来政府完善户粮关系,一个人在家或在单位只能吃一份口粮,连外出到饭店吃饭也得带粮票,迁移户口不迁户粮关系便吃不来饭。这么一认真,人们才真正知道粮食珍贵了。

农村供应粮食须折成贸易粮,即谷子须折除25%的米糠,红薯干1.2斤算1斤,城镇供应须大米白面一斤算一斤。这样仍然感到不够吃,因为男女有别,老少有别,工种不同消耗能量不同,定量标准也应不同。

 

这样又实行了分男女、分年龄、分工种等“三等九级”的供应标准,并由定态变动态,还有夜班工作超过12点的夜餐粮补助(一人次补二两),农民外出用粮票须拿成品粮到粮食部门兑换,换全国通用粮票每15公斤须交售0.25公斤食用油。因为从1955年国家发行全国流通粮票之后,各省市甚至地县都逐步发行了地方粮(料)票。群众说,那才叫没有粮票寸步难行,什么吃食也买不到!

这样的统购统销政策,直到1985年实行粮食合同定购才有所改变。

 

灾难性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

 

 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,全国各地“五风”(共产风、浮夸风、强迫命令风、瞎指挥风、干部特殊化风)盛行,公然毁弃粮食“三定”政策,把许多粮食糟蹋到地里,在收购方面推行高指标,征收过头粮。

禹县当年的粮食单产只有69.5公斤,征购的粮食竟比丰收的1957年多征1710.5万公斤,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十六两制的4.8两,合十两制的3两。并在其他方面的共同作用下,我国进入了从1959年—1961年的灾难性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。就禹县粮食生产而言,1959年到1961年的粮食单产分别是79.5公斤、43.9公斤、34.5公斤,呈逐年下降趋势。

1958年全县都成立了大食堂,公家把农户的金属炊具全部收缴炼钢铁,不准私人开灶。大食堂初期,为迎接检查团,食堂内干部群众都大吃大喝,食堂管理混乱,谁也不在乎,包子、油馍、捞面条等当时农户只有过节、待客时才能偶然吃到的珍馔,还真一度较为常见。有时蒸顿花卷馍,人们揭下白面卷子吃了,黑面卷扔得到处都是。

 

而在市面上,竟然一度出现过免费饭店。我曾在禹县县城东关吃过免费饭店卖的玉米糁糊糊、白萝卜丝菜,虽是家常便饭,却分文不掏,吃罢一抹嘴,连个“谢”字都不用说,真有进入共产主义的惬意。

但是好景不长。到1959年下半年,禹县大多数公共食堂的粮食告罄,开始还能弄点儿豆饼、粉渣什么的熬成能照见人影的稀汤,分给农户,到后来干脆塌台停火。广大农民食不果腹,就到地里捡拾上年被人为扔在地里的坏红薯、雁屎,还爬到树上捋树叶、剥树皮,甚至挖草根、白垩土充饥。

 

城镇居民虽然好一些,但口粮标准也不断下调,先是每人调减1.5公斤,后来调减到每月只有20.5公斤,再后来更少了,谁也吃不饱,谁也饿肚子,只好组织人爬树捋树叶,能吃的都捋光了,连苦涩难咽的桐树叶也成了佳肴。此外,河里长的苲草、水边长的水红花等也成了珍馔,甚至有人用麦秸秆粉碎当淀粉掺进面粉以撑肚皮。

那时候,哪个村子能够吃饱饭,大姑娘小媳妇都往哪里跑。郭连公社的夏庄、岗孙两个大队,由于大队干部不浮夸,连路边、旮旯都种上了瓜菜,让群众吃饱饭,结果这两个大队人口不仅没有减少,而且几乎所有单身汉都成了家。而其他大队的人口则大量死亡,有的大队人死得都没有人去埋葬。

当然,饿死人并不是统购统销造成的。远在“大风暴”合作化时,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的现象已初露端倪。

 

我老家村上解放初有26个农户,连一户地主也只有10头大牲畜,到1956年转高级社前则发展到27头。等到转高级社时,群众怕财产入公,大宰耕牛,宰了就把牛肉弄到我家的“自来风”灶上煮,那是春节前做粉条砌的灶。可大家都不会腌制牛肉,只好用大火煮着吃,谁去谁吃。光用火煮是煮不烂的,谁都咀嚼得牙疼。到入社时,只剩下一些瘦弱的大牲畜入了社。

土地、大牲畜、车辆等大件农具入社时,大队干部说是到年底要分红。可是,从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开始起,又掀起了农业合作化大风暴,统购统销工作队不需挪窝就变成了动员入社工作队。而有的农民也是1953年才开始组建互助组、初级社。

1955年毛主席一批判“小脚女人”,1956年几乎一夜间都变成了高级社即集体农庄。1958年毛主席一喊“人民公社好”,高级社又都变成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。而农户想分红的事,找谁去?怕有的阶段连账本都没建好。既然分红不成,农民们也有办法——偷。

 

1957年粮食丰收,牲畜入社后分不了红,俺娘也不在乎割草赚工分了。当年秋季的一天中午,俺娘竟顶着烈日到地里割回来一篮青草。我见她神神秘秘的到屋里卸载,就进去看,原来她的大布衫的背后暗缝了一个大布袋。只见她“呼啦啦”倒出了一堆黄澄澄的豆子,这下让我大吃一惊。

本来俺娘脾气坏,以前是从不容许我们弟兄们贪图公家和别人的东西的!记得有一次我跟着娘到姥娘家串亲,半路上我不小心踩到路边的几颗麦子,附近连一个人也没有,俺娘却抡起巴掌扇了我一下。可这次我见她竟偷公家的豆子,心里很羞愧,也很别扭。

而俺爹思想比俺娘更保守,还胆小怕事,他见俺娘偷豆子便火冒三丈,大声训斥说“啥规矩都是小毛耗气(指不大方)的女人破坏的!”俺爹就是因为太直正(即性格耿直),宁折不弯,却在1960年9月6日给活生生地饿死了!从这件事里,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:仓廪实而知礼节。人即将要饿死,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礼节和廉耻啊!

 

取消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

 

人生活在某一种体制下时间久了,就会产生一种习惯、一种依赖,统购统销政策也是如此。

随着我国种子、化肥、农药、机械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,粮食生产突飞猛进,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甚至一度发生农民“卖粮难”。为此,1985年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出台《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》,决定取消粮食统购,改为合同定购。次年又调减了定购量。

1992年粮食改革方案又决定放开粮食购销价格,实行以销定购,自求平衡,建立粮食风险基金。结果,由于粮食产量不稳定,市场不健全,群众观念不适应,地方财政无力负担风险基金和地方储备费用等原因,不仅没能放开粮价,还出现了1994年的粮食收购难,而且紧接着出现了1995年的以抢购为特征的“粮食风波”。

 

从那以后,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措施越来越具体。如1996年实行了保护价、市场价“两条线运行”措施,1998年实行了“用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、收购资金封闭运行、坚持顺价销售”等三项政策。 

1996年取消了各种粮食票证流通,以后又以限购当月粮、解决“沉淀粮”即粮本积存粮等措施,逐步解决了统购统销的后续遗留问题。

1990年以后,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建立了国家粮食储备制度,开始放开粮价和销售,放开粮油经营,真正实现了粮油市场化,统购统销政策才真正寿终正寝,那些当年视若宝贝的流通粮票什么的,只在收藏爱好者眼里还算稀罕。

 

作者简介:李明琦,禹州市郭连镇人,市粮食局退休干部,市八、九届政协委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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